诗人创作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生命符号，都是整个灵魂世界里的一块碎片，但大诗人与小诗人的真正区别是：前者把所有碎片整合起来是一个整体，而后者拼凑起来却不是，只是一堆碎片的叠加。因为前者有一种持续一生的写作观，是有信仰的自觉写作，后者则是不规则的被动写作，大诗人用一以贯之的写作信仰作为链条，把所有写作都贯穿为了一个整体，而小诗人由于没有这种写作信仰为主导，要么跟着时事的步伐信马由缰，要么在追寻词语陌生化漩涡里打转，因此，只有“部分”的写作累积，却没有累积起来的整体性。这一切又导致了另一个灾难性后果，从整体上来说，大诗人的写作是一生都在持续递进着的，而小诗人的写作是不存在可持续化的递进性的，只有阶段性的波动，或者说大多数小诗人的写作是没有后半生的。很多诗人写到一定程度便转化为了“横向发展”，不再提高，因为无论是情感还是直觉，中年之后都没有青春时代的充沛与敏感，制造词语陌生化的效果自然也不及青春期更先锋。他们认为这是遇到了写作瓶颈，四处取经寻找具体的突破办法，事实上这与技术因素关系并不大，真正的原因就是从青春期写作阶段起便没有正确确立自己的写作信仰，让这根主线把所有写作贯穿起来，无法让潜意识在一条递进式上升的轨道上持续地自动寻求突破。为什么诗人中年之后的写作要考验自己的写作观？因为诗人写作的过程就是暴露自己的过程，直到最后一首诗写完，你的一生便赤条条呈现在世人面前了，当然，这种“赤裸”并非仅仅你的现实生活身份，而是你的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合一。因此，写作步入中年之后，青春时代不平则鸣式的情志表达完了，阶段性波动的生活感悟也日趋波澜不惊，接下来呢？可能只剩下一件事——在宇宙的天平上慢慢称量自己的存在感，将你的个体存在与整个世界的存在相互印证，或者说，此刻你已经由与爱人、亲人、故乡、生活块垒对话转化为了与整个世界对话阶段。此刻，如果没有一个持续一生的个性化的写作观，你还有什么值得“暴露”？又如何用自己的世界观去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仅仅靠词语陌生化手段重复暴露前半生的写作，是不能令读者感动的，写作者本人也难以享受到写作的快感。
展开剩余83%西方诗：写作观与具体信仰的融合，让诗人老而弥坚。
如果从诗人写作生涯的长度来计量，中国现代诗人的写作寿命要普遍低于西方诗人，因为西方诗人把他们的写作行为与具体人生信仰融合到一起了，这样便让生命的修行节奏与写作节奏合二为一了，因而直到晚年时段，他们的写作仍保持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如八十岁的沃尔克特还创作出《白鹭》荣获国际大奖，九十岁的米沃什才感觉到写作的醇熟，还有老年泰戈尔、叶芝等等。而中国现代诗人由于受到古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信条影响，总妄图在词语陌生化里寻求突破，大多到中年阶段便提前终结了，很少有以上类型的大诗人。事实上古诗词和现代新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体裁，古人可以靠词语炼金术让单个好句在五七言绝句中显山露水，现代诗人却无法在更倾向得意忘言的现代诗中获得亮眼机会，因此，除了寄希望于时事的动荡，特殊事件的推波助澜，多是虎头蛇尾。如果再从总体的写作风格上来比照，可能就一点最为突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我”字多是主体之我，而西方诗歌中的“我”则更倾向于客体之我，这便形成了写作格局上的巨大差异，或者说中国很难找到西方那种格局和体量的大诗人。有人说，那么我们只需将主体之我修正为客体之我不就没区别了吗？不就实现王国维和艾略特所言的客观化“无我”写作了吗？实际上这并非技术原因可以修正的，因为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诗人的个体信仰所造成的，因此几十年来，王国维和艾略特的理论并未让中国现代诗歌的写作风格有所变化。由于西方诗人从幼年时期便受到宗教氛围的熏陶，因此，多数诗人对上帝这个真善美的化身始终都是崇拜而敬仰的，诗人在诗歌中的倾诉、剖白、祈求都是向这个偶像进行的，因此，不管感情多么炽烈，诗中的“我”始终处在从属地位。而中国诗人由于受儒家“人定胜天”的意识影响，诗中的“我”字大多时候处在主体地位，甚至凌驾于上帝之上，所以，一旦抒情性强烈，诗中的“我”字便被无限放大，呈现出一种个人化的英雄主义，甚至以人类救世主自居。事实上“人定胜天”并非什么普世哲学或真理，而是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的自勉自励之语，否则人类在大自然的客观规律面前永远都是失败者，我们来比照几首诗便可看出：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郭沫若《天狗》）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
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大牛配资网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
《秋日》里尔克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已足够盛大。
请将你的身影投注在日晷上，
让风无拘无束地吹过牧场。
吩咐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场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酒浆。
我们忘了——我常说——我们都是主的孩子大牛配资网。
因为，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会被分割成
“是”和“非”，区分为“现在”“过去”和“将来”
我们很遗憾，漫长旅途所收到的礼物
可能我们仅仅使用了还不到百分之一。
我知道，我永远都将是葡萄园里的一名工人，
就跟在那里生活着的所有人一样，
不管他们是否能意识到这一切。
（米沃什《晚熟》）
经过比照可以看出，中西诗人在一首抒情诗中的身份和语气迥然不同，郭沫若和海子抒情主角都是作者自身，都在放任自己的情绪，表达个人的英雄主义，一副重任在肩舍我其谁的口吻。而里尔克与米沃什则是以上帝的仆人自居，态度是谦卑而诚恳的，这都是中西诗人信仰不同造成的风格差异，不是技术问题能解决的。此外，诗人浓郁的宗教情节还可令诗歌更容易获得广泛的国民共识性，因为国民整体的宗教信仰与诗人是相同的，很容易与诗人共鸣，而且这些历代承传的神话故事与宗教典故也为诗歌提供了现成的物质载体，令诗人的写作更具神圣性和使命感。若在没有这种宗教依托的背景下，中国诗人也去照葫芦画瓢模仿西方诗歌的神性，诗歌就会变成读者眼中的小说，因为抒情性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古代诗人：写作观与“问道”的融合，获得智慧而自在的意境。
从历代中国诗歌经典中很难找到西方那种宗教情结明显的诗，这是因为中国从古至今便没有形成西方那种集浓郁的神性色彩与追问终极价值为一体的宗教，不像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有自己历代承传的非此即彼的国教。这倒不是中国人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不发达，而是受汉武帝过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文化过早地把其它宗教过早地扼杀在萌芽之中了，但儒家属于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实用主义行为规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或者说是一种缺少神性色彩的人文宗教，其是否为广义上的宗教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之后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儒释道合一”，又将三者的核心理念模糊化，因此，宗教的神性色彩对诗歌的影响不像西方诗歌那么明显，但这种模糊的宗教也令中国诗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独有风格——意境。众所周知，自舜帝提出“诗言志”之后，古诗词一直奉行“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书·舜典》）”的写作传统，为什么说只有“意境”可算是汉诗的独有风格呢？这是因为诗人抒发少年时代的情志是一种写作本能，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相同的，但“意境”特色却是汉诗的独有特色，或者说，是中国诗人率先提出来的写作主张。所谓“意境”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不可言说性艺术境界，“天人合一”的相对主义自然观最早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之后中国的禅宗文化又将这种相对主义吸收并发扬光大（尤其六祖慧能），令这种相对主义的自然观成为古代诗文的一个核心理念。可以说，“天人合一”既是古代诗人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从世界观的角度而言，诗人与大自然达成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和谐观，人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中去，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生生不息，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诗人笔下的心象与物象合二为一，情与景水乳交融，达成了一种妙不可言的艺术境界，也就是意境。因此，从古诗词历代经典作品看，凡是晚年有所大成的古代诗人，真正的写作观并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为语言而语言，而是一生都在向着意境的方向努力不止，所谓“一语惊人”，恰恰便是写出了最有意境的好句。我们不妨看看古人这些美妙的意境诗：
《鸟鸣涧》/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作者这是在抒情还是说理，还是在讲禅布道？都是都不是，你可以理解成是乔治·贝克莱 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也可诠释成是慧能的“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只有心静才真正感知到万物之美，也可以说成现代哲学中的“相对静止，永恒运动”，这便是意境带来的神秘魅惑力。
《独坐敬亭山》/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是首爱情诗吗？是为某公主情人写的吗？我不反对，是在表达与大自然物我两忘陶然忘机的情怀吗？好像也对，似乎又像是在表达一种孤标傲世的孤独感，当然也可以啊，反正沉浸在这首诗里的感觉很美很美。
《春夜喜雨》/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这是首风景诗吗？似乎历代学者是这么解释的，读成上善若水的“奉献”诗不可以吗？似乎现在也有很多学者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成无名英雄的奉献之举，也很贴切啊。当哲理诗读也没什么不对，大自然铿锵运行的天道是人间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所以“花重锦官城轻。”。
现代诗人如何确立自己的写作观
古代诗人和西方诗人都有自己明确的写作观，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现代诗人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写作观？如果单纯跟随古代诗人的步伐，创作意境美妙的智性诗，毫无疑问，将失去对当今电子时代生活的代言资格，仅仅一个“美”字是无法呈现出当今时代生活的深刻内涵和幽微化质感的。而且，从文体上来说，当代自由体新诗本就是引进的西方诗歌模式大牛配资网，与古诗词相比形同另一种文体，这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照搬西方诗歌的写作模式可以吗？当然也不行，中国没有西方国家的宗教氛围，若是盲目模仿西方那些宗教诗，不但失去汉诗特色，也将失去这方土地的读者，令诗人成为自弹自唱的异类。那么，我们对内继承汉诗代代承传的意境艺术特色，对外吸收西方诗歌对终极价值和永恒真理的追索精神，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观是否可以呢？毫无疑问，这是当代学者较为普遍的观点，但只是局外人的美妙幻觉罢了。为什么？因为“意境诗”和那些抒情性较为强烈的情志诗、理性诗并非同类，“意境诗”强调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朦胧美，主题多维且无统一的解答，而情志诗和理性诗强调的则是清晰、果决、透彻，主题是集中鲜明的，让一首诗既要朦朦胧胧又要深刻犀利，等于让一个人既像男人那样体魄强悍又像女人那样婀娜多姿，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意境”只是智性诗与抒情性较弱的抒情诗所要追寻的艺术特色，所谓继承也只是局限在这两种类型范围而言，古代诗人一生向意境努力，是以牺牲掉用诗歌表达思想的理性诗为代价的。而且，虽然意境既是诗人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但只是针对放弃用诗歌表达思想的古代诗人而言，对于现代诗人仍旧属于怎么写的范畴，当代诗人的写作观应是更强调写什么的问题，是属于诗人世界观的范畴。那么，站在对内继承对外吸收的角度，中国现代诗人的写作观究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老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共产主义的结合，这不但是诗人的世界观，也是国人总体的世界观。因为，站在发展的角度，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可以各取所需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前提：自然界也必须同样和谐存在健康繁衍，否则，人类便会成为自然界的“孤儿”，最终结局还是灭绝，而这个前提正是老子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当然，这是个总体的世界观，具体到每一个诗人，还要有自己更具体的个性化写作观，甚至还有要有超越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哲学观，否则在那些世界大师面前，是无法彰显出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个性化存在的，更谈不上以自己的世界观来影响读者的世界观。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日新月异的时代格局给当代人带来迷茫、困惑、纠结甚至惊慌失措的同时，也为每一个写作者带来了成为“大师”，“权威”的新机遇，因为当今思想界现有的大师、权威每一秒都处在失语、失效、贬值状态中，所以只要敢于随时对你所处的世界做出假设、论断，坚持下去你就是未来的大师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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